自從開店以後，除了自己父母，外賣平台的“藍騎士”就成了萬靜（化名）最熟悉的人。風裡雨里，自己的咖啡店總是少不了他們的身影。哪怕在睡夢中，腦海中依然會傳來熟悉的外賣接單鈴聲。,兩年前，“80后”萬靜在上海徐匯有了自己的咖啡店。常來的熟客習慣叫她“萬老闆”，她總是說，自己不是老闆，其實也是打工的，給外賣平台打工。顧客會當這是自嘲的笑話，然而了解背後的經營數據後會發現，“商家給平台打工”，並不完全是笑話。,“不上平台攬不到客，上平台賺不到錢。”短短一句話，說出了當下不少中小型商家在外賣平台上的無奈。,,《新民周刊》近日採訪了包括萬靜在內的幾位小型商戶。每個商家選擇的外賣平台、在平台上的定價或許有所差異，但相同的是，採訪過程中他們聊到平台與自己之間種種“遊戲”時，都心情複雜。,複雜的原因來自兩方面。一邊是高額抽成、接近強制的補貼以及沒有太多議價的溝通環境，另一邊是平台給小型商家帶來了將近一半的營業額。平台近乎垄斷的行業地位與帶來的經濟利益，這二者共同將如今平台上的中小型商家置於窘境之中。,平台抽成高達20%？這還不是全部,最新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引導平台企業合理降低商戶服務費。,而就在今年兩會開幕前，全國工商聯也向全國政協報送了《關於加強餐飲外賣平台反垄斷監管 協調降低傭金的提案》（以下簡稱提案），建議加強對餐飲外賣平台的監管，降低傭金費率，防止形成行業垄斷。,該提案指出，外賣平台對不同規模商家的抽佣比例不同，傭金最低的為自配送商家，通常在5%-8%，品牌影響力大的大型連鎖企業為15%-18%，品牌影響力有限的小型連鎖為18%-20%，由代理商負責的地區傭金也高於自營地區。,但是，按照經營的“123法則”，房租成本佔10%，人力成本佔20%，貨物成本30%-40%，平台抽佣在10%-15%區間才是餐飲企業可以接受的，否則很難實現贏利。,以上不難看出，從政府到行業，都愈發重視平台企業垄斷與高額抽佣的問題。如果說上述主要是宏觀的新動向，那麼《新民周刊》在採訪得到的一系列商家數據，則從微觀層面證明了其亟待創新監管。這些數據显示，20%左右的高額抽佣並非全部，在某些情況下，個別平台對於商家的抽佣甚至超過30%。,從萬靜那裡，記者第一次了解到餓了么的“保底抽成”。“以我店裡的情況來說，保底抽成5.7元，只有在客戶實際付款達到27.5元時，二者的比例才符合20%。如果有人只點一杯20元的咖啡，他又用了各種紅包，加上其他補貼，結果只付15元。這種情況下平台抽佣不是按照20%的比例，而是5.7/15，這樣就達到了37%。你還認為只有20%嗎？”萬靜說。,除了餓了么，“保底抽佣”在美團上同樣存在。上海另一家咖啡店老闆謝夢新（化名）告訴《新民周刊》，自己店裡的在美團上保底抽佣是4.7元，而只有當顧客的訂單實際支付達到一定金額時，才會變成18.5%的抽佣比例。,按照萬靜與謝夢新的說法，訂單金額小，平台按保底抽成；金額大，則按比例抽佣。這樣一來，平台總能收益最大化。,對於抽佣比例過高的問題，2020年4月，廣東省餐飲服務行業協會曾公開向美團發出了聯名交涉函，指出平台上一些新開餐飲店的傭金最高達到26%。,當時美團方面也對此有過回應：“2019年美團外賣八成以上的商戶傭金在10%~20%，真實的数字遠低於各種傳言和想象，而且這些收入的絕大部分需要投入在幫助商戶提供專業配送、獲取訂單和数字化建設中。”,和萬靜不同，謝夢新與美團以及餓了么都有合作，美團是他開店之初就合作至今，而去年下半年才選擇登錄餓了么。他清楚地記得，自己在與餓了么合作第一周，也發現了萬靜所說的問題。,“一杯咖啡，消費者付18元，結果平台要抽成5塊多，比例已經接近30%。要是一直這樣做下去，那我就變成做慈善了。一開始我也想過，要不要替消費者考慮，畢竟有很多人真的只是自己點外賣。可是我幫人家考慮了，又有誰來考慮我呢？這不僅是做慈善，還是默默地做慈善。”謝夢新說。,一周過後，他與餓了么的業務經理協商，最終將店裡的最低配送數量改成了兩杯。兩杯咖啡在平台上至少賣到30多元，這樣平台就會按照20%的比例抽佣，他選擇以這種方式“對抗”平台的保底抽佣。,讓人兩難的補貼,在萬靜通過平台賣出的那些單杯訂單里，一杯咖啡消費者實付15元，平台抽佣5.7元，如果剩下的9.3元都進到自己口袋，似乎情況還不算太差。但現實並非如此簡單。,對萬靜來說，除了兩種形式的抽佣，最讓她頭疼的還有各種補貼。補貼和紅包，在消費者眼裡是福利，是刺激消費、立即下單的動力，而這些錢實際上基本都由商家承擔。最終結果是，一單15元的外賣，除去平台保底抽佣，給消費者補貼，作為商家，萬靜只能進賬6.5元。,更關鍵的是，活動往往沒有經過她本人同意。,2020年下半年某天夜裡11點，萬靜的咖啡店被平台拉進了百億紅包補貼活動，當時已經睡覺的她渾然不知。等到第二天到店裡做咖啡，一開始趕上早上的用餐高峰，她也沒多注意，等到閑下來時她才發現：原來當天做的那些單杯咖啡的外賣，全部在給自己虧錢。一杯外賣咖啡的成本3到5元不等，而當天平台的活動讓商家給每一單補貼6元。這樣一來，如果外賣只有一杯咖啡，那萬靜就在虧錢。,對於高額抽成和強制補貼，萬靜自己從商家角度出發，用一句話進行了概括：“外賣平台用商家的錢作為補貼，培養越來越多消費者點外賣的習慣，最終越來越多的錢進到平台的口袋。”,採訪中，萬靜向記者展示了兩張商家的賬單。其中一單显示，消費者付15元，她需要幫消費者補貼騎手3.3元配送費，然後平台抽佣5.7元，自己收入6.5元；另一單中，消費者付48元，她補貼3.3元配送費，平台抽8元，最終收入37元。看到這不難明白，為何謝夢新會在短短一周后就將起送數量設定在至少兩杯。顯然在這樣的平台上，單杯外賣對於他們而言是最虧的。,謝夢新向記者表示，美團與餓了么相比，目前最大的區別在於，不需要他幫消費者承擔類似餓了么“百億補貼”這筆錢。換句話說，哪怕是15元上下的單杯外賣，除去美團抽成的4.7元，還能收入近10元。,伴隨着各種補貼誕生的，還有那些一時間難以算明白的商家賬單。大部分消費者日常生活中哪怕一直點外賣，也不大有機會接觸到商家版本的外賣費用單。而如果不看到商家版本，也就無法想象每一單外賣背後消費者、商家與平台這筆三方賬單到底有哪些数字上的門道。,“我記得我第一次拿到自己店外賣單子時，我有點蒙，因為我第一時間沒看懂它這筆賬到底是怎麼算的。餐品原價，配送費，顧客享受優惠，商家活動支出，平台支出，平台服務費，我坐在那算了半天，才搞懂這些詞分別對應什麼，就是我貼了多少，又賺了多少。你想啊，我好歹也是大學畢業，居然還一度被這些並不複雜的数字難住了。我想可能不是全部人都能很容易看懂吧？”,後來謝夢新告訴自己，平台就是不想讓人算得太明白，不然他們還怎麼賺錢呢？,在外賣平台上，現實的矛盾性還體現在不同體量的商家對待補貼的態度。平時喜歡點外賣的消費者大多清楚，大型連鎖品牌，一般在平台上不會有什麼補貼活動。因為這些企業就算不去承擔補貼，也依然會有大量消費者認準了品牌而下單。,但中小型商家不一樣。他們選擇與平台合作，就是看中了平台帶來的流量。而自己出錢承擔補貼，才能參与到平台活動中，這些都是流量的保證。所以才會有今天這般局面：商家一邊為自己的補貼叫苦，一邊“享受”着平台帶來的經濟收益。,難以溝通的平台,作為平台上的商家，平時大部分與平台的溝通都來自於所在區域的業務經理。但隨着時間推移，商家也發現溝通越來越少，因為他們的業務經理換人換得太快了。,“最早有個關係還不錯的女孩，聊得比較多。可惜沒過多久就換人了，再後來換得更頻繁，我們也就懶得去溝通了。沒遇到什麼完全接受不了的事情，就不找人家聊。因為換這麼快的話，聊也是白聊，只要換了人，之前溝通的結果又沒用了。”謝夢新說。,除了有時候會不經過同意就拉商家參加活動，平台經理對於抽佣比例的修改，在商家眼裡同樣顯得“捉摸不透”。上海靜安的一位餐飲企業老闆陸宇（化名）告訴《新民周刊》，有一回自己店裡送出一單500多元的外賣，結果被抽佣100多元。之後，陸宇打電話找到業務經理，表達了自己對於如此高比例抽佣的不滿。當天業務經理將其抽佣比從18%降至17%。但過了一陣子，陸宇又發現，不知道什麼時候比例又被改回18%。,類似的經歷，萬靜和謝夢新也有過。即便如此，在有限的溝通里，謝夢新依舊錶示出對於這些換了一茬又一茬的業務經理的理解。“沒辦法，人家也是有指標的。他們的工作大概就是通過溝通，讓每一次平台活動時都有80%商家能參加，一個區域那麼多商家，他也不可能每一家都去店裡慢慢談，頂多打電話。如果時間來不及了，他又要完成指標，那麼他沒經過我們同意，就把我們拉進活動就能理解了。而我們要做的，不管是在電話里直接拒絕，還是事後找到他，讓他給我們取消活動，總之就是用自己的方式，盡量避免成為這80%的一部分。”,無論是高額的抽佣，還是各種讓商家陷入兩難的補貼，以及難以溝通的業務經理，這些共同反映出一個平台與商家之間的核心問題：在體量龐大的平台與其制定的“遊戲規則”面前，中小型餐飲企業如今幾乎沒有議價的空間。,針對商家的窘境，國家層面已經行動起來。今年2月7日，國務院反垄斷委員會發布了《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垄斷指南》，明確對平台經濟領域反垄斷的決心。,不過，在全國政協委員李國華於今年兩會遞交的相關提案中，他也提到，作為一部指引性規範文件，《指南》沒有處罰條款，形如沒牙的老虎。此外，目前現有相關法律的處罰力度也不夠，如《电子商務法》對於那些實施“大數據殺熟”、設置不合理退押金等主體，最高處罰也僅為50萬元。這對於年入數百億元的平台企業而言，完全可以忽略不計，毫無處罰效果。,因此，李國華委員認為，平台企業收費應由政府制訂指導性收費標準，而行業內部的中小型商業同樣需要行動起來，相關中小商戶也應組建相應行業協會，通過團體形式與平台企業展開平等協商，從而形成合理的傭金收費標準。,未來的社會勢必愈發走向数字化，而平台經濟與商家、消費者，都是其中重要的組成。從體量上看，平台經濟正處於其發展的春天，然而中小型商家在平台上的“春天”何時能夠到來，考驗着政府監管、平台自身與尚在醞釀中的行業組織，也決定了数字社會的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