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資管新規出台以來，喊“募資難”幾乎成了人民幣基金每年的例行動作，宛如一個狼來了的故事，已經很難引起討論了。而且過去喊募資難多少有些賣慘的成分，因為近幾年行業整體募資規模實際上是有明顯的膨脹。至少從公開信息來看，行業前列的GP們基金規模普遍在增長。,但今年GP們的募資焦慮似乎格外的強烈且真實。一位機構人士告訴我，雖然每年都說募資難，今年才是真的難，他所在的機構“IR都換了好幾個了”。,嚴峻的形勢下，一些投資機構把目光投向了所謂“下沉市場”，嘗試到低線城市乃至縣城去募資。這是否是一條可行的路徑嗎？,傳統上，投資機構毫無疑問都更希望拿發達地區、更高級別的引導基金，有的頭部機構甚至表示只拿國家級的引導基金。“下沉”二字聽起來就跟基金回報相衝突。對於下沉募資這件事，一位跑了近十個省的投資人向投中網說了四個字：“一言難盡。”,從1.5萬億到2000億，人民幣基金募資大收縮,首先來看看募資到底有多難。僅從個體的感受推導總體趨勢是很困難的，於是我查了一下數據，沒想到結果更加令人吃驚。,根據中基協最新披露的登記備案數據，人民幣基金的總規模依然在增長。截至2022年6月底，中國存續私募基金的總規模是19.97萬億元人民幣，創下新紀錄。但考慮到較長的存續周期，更直接反映當下市場募資形勢的指標應該是新增規模。而2022年上半年，中國私募基金的新增規模僅僅是2019.96億元。,簡單的對比一下歷史數據，就能很直觀的看出形勢之殘酷：2020年上半年，中國私募基金的規模新增了6092.68億元；2018年上半年，中國私募基金的規模新增了1.5萬億元。,数字清晰地显示，短短四年時間人民幣基金的整體募資規模發生了數量級的收縮，這當然會讓市場上的每一家機構、每一個從業者都有強烈的感受。需要說明的是，以上数字還包含了其他私募基金（主要是私募證券基金，大約佔私募基金總規模的30%）。由於股市低迷，私募證券基金今年也處在募資低潮。但即便剔除這一影響，人民幣基金的募資劇烈收縮也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也就是說，這一次狼是真的來了。,人民幣基金的募資難背後雖然有一些市場結構的問題（缺乏市場化母基金，社保、保險等“長錢”入市有諸多限制等），但首先其實是個增長問題。這意味着募資難恐怕會是今後的新常態。,中基協2015年1月剛開始披露統計數據的時候，中國登記備案的私募基金總規模僅有2.63萬億元。到2022年6月底，這個数字增長至19.97萬億元，七年間增長了近七倍。同期，廣義的中國資管市場整體規模僅增長了一倍多一點，中國的GDP則增長了大約80%。在20萬億的基數上，很難想象未來七年中國的私募股權行業整體規模還能維持過去的增速。,現在人民幣基金的募資以政府引導基金為主，前面那位表示今年募資“真的難”的機構人士分析道，上一批政府引導基金大多已經完成了投資，不再繼續出資。並且即便一些子基金DPI做到了1，引導基金也基本上沒有循環出資一說。這種現象有一定普遍性，某中部省會城市的引導基金管理機構人士也向投中網表示，現在的精力在管理存量子基金上，主要忙返投落地的事。本質上，由於VC/PE基金的較長周期，這是政府引導基金必然會面臨的“換擋期”。,數十隻地方性百億母基金來襲,在新的募資形勢面前，“下沉”一說逐漸浮出了水面：募資不能再只盯着北上廣以及江蘇、浙江等傳統經濟強省（市），而是要向更廣闊的二、三、四線城市乃至縣域前進。,這並不是多新鮮的事情。VC/PE下沉實際上與兩三年前的互聯網下沉有着類似的邏輯。過去七年相當於是人民幣基金的“流量紅利”時代，這期間頭部機構迅速擴大規模，腰部機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而現在這一“流量紅利”結束了，人民幣基金也進入了所謂“下半場”，要尋找“新增量”，也就是下沉。,當下，雖然整體募資規模在大幅收縮，但是下沉市場的確存在可觀的新增量，今年以來地方性的政府引導基金可以說是全面開花。據統計，僅百億級別的政府引導基金，2022年以來已經官宣了近40隻。並且它們多數來自歷史上創投並不發達的低線城市。,8月3日，揚州市宣布將設立三隻百億規模的母基金，包括揚州綠色產業發展母基金、揚州科創母基金和揚州城市更新母基金。,7月26日，濱州市組建100億元的濱州新能源產業投資基金。,7月15日，江西國控集團與九江市簽署協議，在九江市發起設立總規模100億元的九江市現代產業高質量發展引導基金。,7月9日，徐州市與IDG簽約共同組建規模約100億元的S基金。,7月7日，南陽市宣布籌建100億元的南陽市興宛產業發展投資基金。,以上只是羅列的都是規模較大的市級引導基金，實際上最近官宣的縣級引導基金也有很多。例如，6月23日，江西永豐縣設立10億元的永豐縣工業發展引導基金；6月7日，廣東鶴山市（縣級市）宣布設立10億元的母基金；5月24日，浙江永康市（縣級市）宣布落地總規模30億元、首期10億元的碳中和新能源產業基金。,看一看數據也能發現同樣的趨勢。過去，中國創投行業高度向一線城市集中，根據中基協披露的數據，上海、北京、深圳三座城市在2018年上半年的私募基金規模增長分別是3363億元、3083億元、1308億元，牢牢佔據着前三。,而現在，這一格局已經出現了明顯的鬆動。在2022年上半年，北京、深圳的私募基金增幅已經分別下滑至1033億元、259億元，上海的私募基金規模甚至出現了負增長，減少了29億元。與此同時，海南、湖南、廣西、四川、貴州等過去私募基金規模很小的省份卻異軍突起，與一線城市並駕齊驅。以海南為例，截至2017年底全省只有39隻基金，總規模只有22億元。而在2022年上半年海南省私募基金規模增長了193億元，位列全國第五。,經過多年探索，政府引導基金的招商功能逐漸得到認可，很多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也開始進行嘗試，把引導基金作為促進地方產業發展的重要抓手。這也改變了中國創投行業的格局，對GP來說，募資不能只圍繞發達省市轉了。,去縣城募資行得通嗎？,那麼問題來了，到縣城募資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對多數紮根在一線城市的投資機構來說，到低線城市乃至縣城去募資依然是一件非常遙遠的事情，我找了一圈，也沒找到幾個真正有“下沉”經驗的機構。在與投中網的交流中，有的機構把到二線城市募資就視為“下沉”了，並且還強調得是“強二線”。,當然，頭部機構們募資形勢沒那麼糟，相比於“下沉”，它們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向上突破，怎麼拿國家級基金的錢，怎麼突破社保、保險。,真正考慮“下沉”的是所謂的腰部機構。兩年前就有深圳的投資機構在內地城市“遊說”做引導基金，並且喊出了給當地帶去第一家上市公司的口號。但下沉市場的錢顯然並不是那麼好拿的。,深圳一家做了7年的腰部機構，這兩年跑遍了湖南、湖北、江西、山東、河北等不同的省份嘗試設立基金。該機構的董事長告訴投中網：“這裏頭各種情況，真的很不容易。”,另一家嘗試過到低線城市募資的機構合伙人向投中網分析了幾大難點。首先當然是返投的問題，很多地方的產業基礎比較薄弱，甚至還沒有上市公司，正常完成返投難度極大。因此在他看來，市級以下的引導基金應該以項目制的基金為主，更有針對性。第二個問題是社會化募資非常困難，他建議低級別的引導基金應該嘗試50%以上甚至接近100%的出資模式，讓基金一心一意為當地做招商，否則兩類LP（社會LP與引導基金）的訴求很難統一起來。,某中部城市一隻區級引導基金的負責人也向投中網分析了區縣級的引導基金面臨幾個難題，首先是財政實力有限，影響引導基金的出資；其次思維不夠開放，市場化運作程度不高；第三是一個區、縣太過勢單力薄，對優秀的機構吸引力不足。,關於“思維不夠開放”的問題，他舉了一個例子，很多發達地區的引導基金已經在探索把返投比例降到1以下了，但越是欠發達地區，對返投比例越看重，越把它視為兜底性的條款。所有這些問題又導致容易出現“逆淘汰”，一些引導基金最終只能選擇本地的投資機構，幾乎不具備“引增量”的能力。,在返投問題上，這位引導基金人士認為低級別的引導基金有優勢也有劣勢。優勢在於，招商最終要落地在園區，而他們對園區更熟悉，招商更有針對性。劣勢在於，區域越窄則匹配的難度越高，他的經驗是帶小一百家企業到園區，最終能落地的只是個位數。,GP和引導基金兩邊的擔憂共同放大了信任成本。引導基金這一邊，有的地方開始要求“返投前置”，意思是在出資到位之前，必須先把要“引增量”的企業帶到產業園區實地對接，確定能引進來了，引導基金再進行出資。否則在地方看來，錢一旦給出去了就沒人理他們了。,當然，正是因為存在這些難題，基金“下沉”才更是一件值得花費精力去做的事情。前述嘗試在內地設立基金的投資人認為，在內地做基金與在一線城市做基金是完全不同的。投資聽起來很高大上，但在內地做基金招商卻是一件純粹的苦活、累活。這件事可能並不適合原來的頭部機構。,當然，一旦做成了帶來的效益也是巨大的。他認為，越是欠發達地區越是需要引導基金和專業的投資機構去扶持產業鏈的建立。他總結道：“在深圳投出一家上市公司好像不是多了不起的事，但是在內地很多城市，你能帶去一家上市公司，對當地來說社會、經濟價值是巨大的，當地政府對你的認可是完全不一樣的。”,傳統上，投資機構毫無疑問都更希望拿發達地區、更高級別的引導基金，有的頭部機構甚至表示只拿國家級的引導基金。“下沉”二字聽起來就跟基金回報相衝突。對於下沉募資這件事，一位跑了近十個省的投資人向投中網說了四個字：“一言難盡。”,自資管新規出台以來，喊“募資難”幾乎成了人民幣基金每年的例行動作，宛如一個狼來了的故事，已經很難引起討論了。而且過去喊募資難多少有些賣慘的成分，因為近幾年行業整體募資規模實際上是有明顯的膨脹。至少從公開信息來看，行業前列的GP們基金規模普遍在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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